過去這個周末，關于“狀元筆記拍賣”的話題挺火。據(jù)稱一家拍賣平臺日前首次將河北、安徽、貴州等6位省級高考狀元的筆記集中進行拍賣，結果拍賣活動追捧者寥寥，除了三份筆記被拍出3000元或1000元，其余均流拍。

　　筆記古已有之。不過，古代的筆記，指的是一種以隨筆記錄為主的著作體裁，主要用以記錄作者的日常見聞和考錄心得等。常見如宋代陸游的《老學庵筆記》、清代紀曉嵐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不僅內容豐富且頗具趣味性，給后世考據(jù)歷史和社會文化風俗、增長見聞提供了不小幫助。饒是如此，也很少聽說有人把古人筆記拿出來拍賣的，特別是在印刷技術普及的今天，如果不是什么孤本或記錄的內容有獨一無二的價值，十有八九不會受到人們熱烈追捧。而在國外，為數(shù)不多將“學霸筆記”拍出高價的，大概也只有1984年法國巴黎一家拍賣行拍賣的居里夫婦的實驗筆記，但較起真來也是其文物價值大于實際應用。的確，這幾年“狀元筆記”越來越受到關注，但把這些僅是記錄中學知識要點、重點題目題型的課堂筆記，硬是要炒作成高考的“通關秘籍”，恐怕拍賣者一開始就有點異想天開了，遇冷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　　相對于“狀元筆記拍賣”的事情本身，筆者倒更愿意關注這次爭論中關注比較多的幾個話語邏輯，比如有人稱把筆記拿出來拍賣的狀元是“想錢想瘋了”。報道提到，拍賣開始后，有3位狀元不堪網(wǎng)友評論的壓力退出了競拍。固然，我們在往年媒體報道中經(jīng)常見到的是，部分狀元或是把筆記留給了母校的師弟師妹，或是被七大姑八大姨拿走然后彼此借閱流傳。免費的東西自然是好的，但這并不意味著狀元們把筆記以商品形式定價就是“財黑”，畢竟這其中包含了他們學習的辛勞。每個人都可以基于自身需求對這些筆記的價值作出判斷，但動輒就認為狀元們是“想錢想瘋了”，則是另一種上綱上線。報道曾提到，參加筆記拍賣的遼寧省理科狀元任崇旭，有個愿望就是擁有自己的美術工作室。試問：一個中學生，以自己勞動合法地獲取收入來滿足自己的愿望，不是市場經(jīng)濟下再正常不過的一種行為么?

　　再比如，“拍賣遇冷，成績崇拜散場”論。在筆者看來，多數(shù)“狀元筆記”流拍，如果說是“人們回歸了理性”，那也只能說人們對這場拍賣的市場行為沒有盲從，很難上升到“成績崇拜”層面。眾所周知，在考生和家長眼中，高考歷來都是“千軍萬馬過獨木橋”，在差一分就可能拉開數(shù)十乃至上百排名的激烈競爭中，沒有人會不重視成績。所以，對“狀元筆記”的流拍，我更愿意相信是備考的學生和家長們已經(jīng)認識到：拍賣者無非就是拿狀元制造噱頭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學習方法和心得，任何外在經(jīng)驗只是一種輔助，歸根結底還是要尋找到適合自己的。不信你去網(wǎng)上看看，很多售賣“狀元筆記”的網(wǎng)店，只要定價合理，其銷量其實并不差。而要讓“分數(shù)崇拜”真正散場，更重要是對現(xiàn)有高考制度不斷改進完善，這不是單靠考生和家長一廂情愿就能從根本上改觀。

　　概言之，所謂的“狀元筆記”拍賣，無非是組織者的一個策劃罷了，有時也許就是為了制造噱頭給平臺增加流量。似乎人們更愿意看到狀元們把筆記無償?shù)刎暙I出來讓更多人獲益，或是像前一陣子佛山幾個畢業(yè)生那樣把拍賣筆記的收入用作公益捐款，但當事人作何選擇，我們都沒必要作復雜化的解讀，甚至予以過分的人身指責，畢竟幾本筆記承載不了太多。(子長)